许多朋友都知道，郭维德有“三多”，听音乐会多，音乐家朋友多，音乐收藏品多。
在音乐厅经常会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，郭维德，IBM中国地区大学合作部总经理。“我看看老朋友”。谁是老朋友？音乐家。中外老少，从李德伦到郎朗，从潘德列斯基到马友友，很多。早想听那一串名字后面的故事，可郭维德总是忙。他负责公司与中国教育部合作项目，长年奔走于北大、清华等国内50多所重点高校之间。那个夏夜，从上海回京还不到48小时的郭维德，终于拨冗抽暇如约而至，第二天他还要乘坐早班飞机去成都：“我们对地震灾区有一系列的援助项目，通讯的恢复、技术的支持……”。这位专事“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应用逻辑”的IT高管，谈起音乐，情深意长。
不是发烧友
郭维德，英文名Victor Kuo。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出生时，恰逢中国抗战胜利，故得名Victor（胜利者）。
小时候，郭维德最喜欢听父亲收藏的老唱片，贝多芬的“田园”、比才的“斗牛士”、莫扎特的“费加罗”，旋律几乎都会背下来。上世纪60年代，郭维德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同时也考入北大的管弦乐队。“我拉小提琴，后来成了乐队指挥”。北大数学系教授马希文业余教他作曲和指挥，“我们最羡慕马老师每次发表论文收到稿费，从外文书店买回几张苏联唱片。而我们最大的乐趣，莫过于聚在马老师宿舍里，对着袖珍总谱，反复听老柴的音乐”。他曾手抄过整部老柴小提琴协奏曲总谱。
1964年的一个晚上，李德伦率中央乐团到北大开普及音乐会。“在大食堂里，李大爷为演奏的每部作品作讲解”，老柴的《天鹅湖组曲》和《第四交响曲》第四乐章。那场音乐会有两件事郭维德终生难忘：“李大爷突然宣布：请北大学生乐队的指挥上台指挥中央乐团，我就上去了；那天沈湘先生演唱了歌剧《卡门》著名的男高音选段《花之歌》……”。
许多朋友都知道，郭维德有“三多”，听音乐会多，音乐家朋友多，音乐收藏品多。他坚持说：“我不是发烧友。发烧多少带出些盲目，我是音乐爱好者”。一个“者”，身份的自我定位。
在费城的日子
郭维德1983年应聘美国斯坦福大学，两年后赴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。“从此开始我的‘音乐周末’计划”。在长达6年间，费城交响乐团全套音乐季演出，郭维德一场不落照单全收。“这个世界顶级乐团，音乐季每周五下午安排一个日场，曲目同晚场，最低票价2美元。费城公共汽车票价1美元，所以很便宜。只在开演前临时售票，只能坐在4层。从声学角度讲，那里音响最好”。于是，每逢周五，郭维德就会走出实验室，提前去音乐厅买一张4层座票。而每个周六还会乘坐两个多小时火车去纽约，听大都会歌剧院的日场演出。
在费城的日子，郭维德结识了许多大音乐家：迪图瓦、坦希泰德、马泽尔、穆蒂、萨瓦利什……。“我经常去后台和当场的指挥交谈，无拘无束像朋友一样”。郭维德收藏的一张珍贵唱片上，签满了费城交响乐团所有声部首席的名字。
1973年，奥曼迪率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首次访华演出，郭维德挤在北大宿舍传达室人堆里，“因江青出席，音乐会成了重要新闻。我就想听一耳朵费交的声音！”可是，新闻播出，眼睁睁见电视画面上奥曼迪鞠躬转身，双臂停在半空，就在他手起棒落的刹那间，实况音响被掐掉了，一个音符也听不到，“那一刻，我感到的一阵悲凉是如此深切刻骨铭心，永远也忘不了”！
音乐厅的常客
许多音乐故事，在郭维德大脑里如同电脑储存一样，条理清晰井然有序。这些年，郭维德听过的音乐会无数，收藏的唱片书籍无数。音乐于郭维德，“那就是天上的太阳！当然，你得有能力去感受它赐予的那份温暖。知识升华爱好，这就是教育的多功能”。荣膺教育部“杰出教育贡献奖的郭维德，喜爱柴科夫斯基、莫扎特、巴赫、马勒、布鲁克纳……很多，光“柴四”竟收集了40多个版本。“我一向不赞同‘严肃’、‘高雅’和‘流行’、‘通俗’的分法，用‘Classical Music’和‘Popular Music’区别就好”。
在众多朋友中，郭维德与波兰“贝多芬”潘德烈茨基的友谊很特殊。2003年10月，郭维德借休假之机专程前往欧洲，参加潘德烈茨基70寿辰庆典音乐会。在他的描述中，音乐化的老潘变得如此生活化，“他喜欢吃蘑菇火锅、水煮鱼；喜欢大自然，在北京植物园流连忘返；还喜欢中国乐器，我们一起去买笙……”今年秋季，郭维德还将作为特邀贵宾出席潘氏75华诞庆典。
郭维德希望国内音乐厅管理更科学化、人性化。“善意提示远比粗暴制止有效。”现在的条例简单而盲目，“‘请勿在乐章之间鼓掌’，理由是会打断连贯的乐思。要连贯何必要分乐章？卡拉扬指挥贝多芬，第一乐章结束，现场很少不鼓掌。‘请勿使用闪光灯拍照’，理由是会干扰演员注意力。相机不闪光也会出声，这是关键。看画展有上去添一笔的吗？那音乐厅凭什么可以随便加一声呢”？
李德伦曾向许多爱乐者说过这样的话，如果需要请教有关音乐的问题，可以去找一个叫郭维德的人。他是音乐厅的常客，这里是他心灵栖居的家园。